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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国枢：难忘的高考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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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高考岁月詹国枢
编者按：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高考的日子。作为十年“文革”后第一批经历高考的知识分子，人民日报社原编委委员兼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如今回忆起自己高考的那段岁月，依旧感慨万千。“金台唱晚”今日特刊登詹国枢《难忘的高考岁月》一文，让我们共同感受那段与众不同的高考经历。
那年，1977年，一个似乎寻常的日子，正在金沙江边农村“搞中心”的我，傍晚无事，独自在江边散步，一边慢慢走着，一边听收音机。
突然，一个声音，让我浑身一机灵，热血沸腾！
声音里说，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凡符合条件者，均可参加。
恢复高考？也就是说，我也可以参加高考，实现上大学的梦了？
是的，当然，明明确确，没有问题！
于是，激动不已。立即给远在县城的妻子打电话。妻说，我也正听这消息呢！你回来吧，请几天假，复习复习，也去高考！
于是，立即请假，很快回到县城，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屋。
一推门，傻了！妻子躺在床上，面如菜色，她病了！病得不轻，急性肾炎！
怎么啦？你怎么病了？看医生没？好好休息吧，我来照顾你！
别的，已无须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妻子的身体，这是当下的一切！
你别管我，我不要紧！妻说，就这两天不大舒服，过几天会好的。你回来就好，好好复习吧，别耽误了高考！
考什么考？你这么个情况，即使考了，我怎么放心出去读书？你一个人，还带着儿子！
叫你别管就别管嘛！妻有些生气。你多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个机会，怎么能够放弃！
然而，假如我参考高考，外出读书，这一切都将打破，重新安排。尤其是，妻身体本不大好，收入也不高，又带着一个3岁的儿子，分居两地，生活该有多么艰难！
妻不是不知道这些，但她是个明事理的人，毅然决然支持我参加高考。
那些天，妻身体稍稍好些，便起了床。每天清晨，吃过早饭，背上儿子，去到公社，又是下乡劳动（公社干部是要参加体力劳动的），又是搞计划生育（公社中心任务，每人分片包干），又是晚上开会传达文件（不知文件咋那么多，几乎隔三岔五就来一个文件）……妻一早出门，背着儿子，瘦小的身子，行走在乡间小路，一边走，一边教儿子背顺口溜：唐僧骑马冬那个冬，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儿子回来，爸爸还在复习，他就一句一句，背给爸爸听。
高考那天，回到已经多年没有回去的中学，坐进曾经上课有些陈旧的教室，一切都还那么熟悉，却又有些陌生。毕竟，已经是28岁的人了。毕竟，已经成家立业，当了爸爸，早已过了上学读书的最佳年龄。
考得还算顺利。只是，考数学时，有一道题，左算右算，总是不对。当天傍晚，妻陪我散步，我坚持说，肯定是高考卷子出错了，我算了好多遍都不对！妻说，你呀，还是那么瞎自信！人家全国出的题，怎么可能错嘛！
后来，渐渐传出消息，小詹在全西昌地区考了个文科第一。又渐渐传出消息，前来四川录取新生的已经回去，只等着发录取通知了。
人们已经渐渐意识到，小詹早迟要离开金沙江边这小小县城，到遥远的外地读书。几位一起下乡的朋友，相约到家里聚会。妻使出浑身解数，做了一桌好菜，还特地买回啤酒、红酒。大家正要举杯，隔壁老王说，小詹，邮局叫你去取邮件！
是录取通知书！我兴奋得放下筷子，说了声你们等着，飞快向邮局跑去！果然，录取通知书！深黄的马粪纸信封，下面，印着红红的四个大字：复旦大学。
颤抖着将信封撕开，一看，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通知！说了声谢谢谢谢，立即飞快往家里赶。进了门，一桌子菜，原封未动，大家一看我这兴奋劲儿，啥也甭说了，齐声祝贺，干杯干杯！
妻也将酒杯举到我的面前。我看到，她眼中充盈着泪水！是高兴？是意外？是欣慰？是不舍？
或许，都有吧。
只记得，在复旦，妻每月汇我40元，我俩全部工资，她只留下34元。我成了班上的富裕户，不但可以经常在食堂吃大排（上海人叫大扒），还可以买自己喜欢的参考书。家中的她则节衣缩食，一分一分省着过。儿子上学看到小朋友们带了糖果，哭着也要。妻只好从泡菜罈里抓出几根泡菜，让儿子带着，去吧，在路上吃！
只记得，在复旦，每逢周四，我总要给妻写信一封，这是我们的约定。到了再下个周四，总会接到妻的回信。妻亦如是，每逢周四，她总要步行到县邮局，取信一封，再寄信一封。邮局门市的王大姐总是笑嘻嘻看着她，将信递过去说，乔娃，你真准时！诺，你们小詹的“中篇小说”！
妻满面笑容，回到家中。她说，那一整天她都是“心儿在歌唱”！一封信，反反复复读，在家中读，上班抽空读，上卫生间也读，直读到信封磨旧，又等再下个星期四，再取回另一部“中篇小说”。
▲三年前，詹国枢和杨乔回老家探亲，在前往家中的会理县城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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